清朝覆灭后,是什么原因促使向共和制蜕变?

浏览:4263   发布时间: 09月18日

引言

清朝覆灭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偶然,是地方仓促行动的结果,完全出于同盟会的控制之外。学生和士兵们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学会,这是一种更适合于准备起义的组织。

清朝的覆灭

与往常一样,他们的密谋计划(在10月9日)被泄露了,驻武昌的一些新军士兵为了解救自己于10月10日(从此人们纪念的“双十节”即指10月10日)发动起义。虽然在人数众多的新军中只有不到三千人参加了起义,但是满族总督逃离了这座城市,他手下指挥军队的统制也逃跑了。

武昌落入起义者的手中,外国领事宣布中立。由于没有革命领导在场,一个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领导。

这次反满起义受到各地强有力的支持,在几个星期以内,它促使另外约二十个重要城市或地区宣布反满,这种行动通常都得到了同盟会、新军和谘议局的支持。到12月初,所有南部和中部省份,甚至包括西北部省份都宣告独立。成为都督的清军军官与领导立宪运动的谘议局头面人物共掌大权,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发生了战斗。

由于最精锐的军队效忠于袁世凯,因此清朝廷这时将他召回委以重任,但是他在达到他提出的条件——即出任新内阁的领导大臣和军队的统帅——之后方才出山。与此同时,举行起义的各省和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

孙中山在一张丹佛出版的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他继续赶往英国,以寻求得到一笔借款和要求英国帮助,并阻止日本对王朝方面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孙中山到达上海时恰好赶上被选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领导,作为该政府的挂名首脑。他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同时他允诺不论领导大臣袁世凯在何时支持新的共和国,他都将随时让位给袁世凯。

尽管发生了一些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武汉三镇一带,但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奇特的非暴力革命。而且,它还是一场无确定成果的革命,因为它的目的具有纯粹的不认可意义,即摆脱满人的统治。各界普遍同意下列几点:省必须在国会中具有代表权;中国的统一对于防止外国的、或许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是必要的;袁世凯具有担任新政府首脑所必备的经验、能力和支持。

主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党人在12月末都普遍认为袁世凯是避免内战、动乱和外国入侵的主要希望所在。在袁世凯方面,他在他的将领们的支持下,以他为中心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与清皇室和革命党人及他们的南京临时政府举行各种级别的谈判,并逐渐达成一项总的解决办法:在1912年2月12日,年幼的宣统帝(后来以溥仪而知名)顺从“天意……体恤民情”宣告退位,清代以及古老的中国君主制的覆灭。

孙中山随即辞去临时领导的职务,袁世凯被南京方面选为孙的继任人。但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兵变,这迫使袁留在当地,未能迁都南下。

3月10日,他在自己管辖之下的北京就职,按照一部《临时约法》进行统治,直到选出国会和建立完全的立宪政府时为止。身为领导的袁世凯正如他“背叛”了任命他为领导大臣的清皇室一样,他后来也“背叛”了选举他为领导的革命派。

但1912年时,他在那场前途未卜的运动中还没有碰到与他势均力敌的争权者,有财有势的汉人丢官失势。在这场政治大危机中,满人也许宁愿死战也不愿退位;北方军队也许会被用来攻打南京。

不久便咄咄逼人的日本人也许会抓住一个早一些的机会采取行动。但是,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袁世凯运用他的谋略和诡计赶走了满人,赢得了外国的承认,欺骗了革命派,在剧烈的动荡时期,保住了一个行政权威。

日本人由于意见不一而无法就一项积极的政策达成一致的观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统一。孙中山和他那些拥护共和的同党既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在各省又没有大批的支持者。他们知道中国需要一种强大而统一的统治,而他们自己无法进行这种统治。

由于各种民族主义的思想都要求在一个强有力的人领导下团结起来,因此这个人非袁莫属。所以当中国古老的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当权者的出现减弱了这一震荡。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离开了天子必然遭到损害,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缺乏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必备的传统的思想依据和礼仪依据,中国的统治者与西方所说的神权统治者并不完全相同,但他具有无可争议的超于人类之上的地位,而袁世凯不具有这种地位。

由于缺乏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代的依据,袁世凯和军阀这些天子的继承者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武力。数年之后,当新的依据最终被认可时,这些依据并不是革命派所朦胧企望的那种建立盎格鲁-撒克逊式政府所必备的依据。这样,1911年标志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政体的中央权力开始发生了长期的危机。

共和制蜕变为军阀政治

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等方面伟大的现代变革如同潮水一般席卷整个世界,到1912年,这股潮水已将中国的传统文明冲得七零八落。因此,从那个前途未卜的时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动乱—个人的和大众的、实际的和理论的都有。其他任何地方在寻求建立新秩序、恢复民族力量和改变民族生活方面都不如这里这么拖延良久、多灾多难。

国内政治:袁世凯对付国民党

新任临时领导袁世凯承袭了已退位的君主的主要行政职权,不久便卷入与革命派领导的权力斗争。从1912年到1916年,袁世凯为了保住权力,采用贿赂、武力和暗杀等手段,胁迫国会,随意修改法律,最后又企图复辟君主制。所有这些行径使他成为民众及其共和国的敌人。1912年3月,袁世凯任命他的门徒唐绍仪为国务领导,并组成一个十人内阁,由此而建立起共和制的政府。

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会员,其中一人便是湖南的宋教仁,他是黄兴的密友和新的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份文件规定由领导和国会分享权力,但是在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事务的问题上很快便发生了纠纷。

国务领导唐绍仪既不拥有政党组织、也没有任命官员的权力和编制预算的权力,而且也无权控制他的内阁成员。当他发现袁世凯不让他主持行政事务时,他和四名同盟会阁员于1912年6月辞职。从此,内阁开始对领导负责而不对国会负责。然而,袁领导为了避免分裂,遂邀请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

孙、黄二人都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会见他们,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赞成,还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的全权。但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这些老一辈的革命领导不谙治国之术,无力实现政党统治,甚至连这个要求也提不出。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明、目标未定、意见不一,而且政党制度本身也未在中国的条件下经过考验。事实上,政党正在两个传统中成形、产生出来。一个传统是士大夫的会或党,如1895年以后建立的康有为的强学会和其他政治研究团体。在1912年5月以拥护袁世凯统治形式出现。梁启超从日本回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随后他组建了民主党。

1913年5月,他将这些民主党和其他一些小团体合并为进步党,仍支持执政的政府。另一个政党的传统渊源是秘密会社,它们的榜样曾导致革命派的密谋团体的产生。许多政治团体得益于这两个传统,一些政治家又同属好几个党派。

关于确属政党政策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辩论,因为关于政党制度的作用本身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君主并没有在作为国家中枢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之下实行分权,而是根据传统将所有的治国大权集于一身。

袁世凯控制了内阁和行政权,正进一步去控制各省的都督。他身负个人重责,未曾在经验或传统上准备好去鼓励“忠诚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也许会在声称更忠于中华民国的同时打击他的政策、抗拒他的权力。

结语

然而,这正是西方的议会制政府所必备的条件。对于一个想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反对党来说,道路似乎是畅通的。有人进行了这种尝试,下一个时期的权力斗争是由宋教仁领导的,他此时在革命派中的地位仅居孙中山和黄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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